3月26日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公告，宣布对进口汽车加征25%关税，自4月3日起执行。这一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升级信号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3月27日，一场及时且应景的深度对话——“构建开放世界经济：挑战与出路”在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期间展开。
2025年，世界经济预计将小幅回升，但大多数国家面临低增长和高债务并存的严峻局面，经济下行风险增加。与此同时，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，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因素。部分国家实施单边关税或产业政策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供应链稳定受到冲击。特朗普关税成为此轮逆全球化思潮的一个缩影。
展望未来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如何？面临哪些主要挑战？如何营造开放、包容、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，实现各国经济的共同、可持续发展，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稳定增长？如何更好地发挥国际组织作用，促进强劲、可持续、平衡和包容的经济增长？
在这场分论坛中，罗马第二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、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前部长乔瓦尼·特里亚，亚开行前行长、日本前财务省副大臣、日本国际经济战略中心理事长中尾武彦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，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，经济学人总编詹尼·贝多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精彩讨论。
高关税是扭曲的“落后观念”
在经济全球化时代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通过封闭自守、零和博弈独自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。国际社会应坚持经济全球化大方向，携手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世界经济。但进入特朗普2.0时代，关税挑战成为各经济体无法忽视的一股全球化逆流。
乔瓦尼·特里亚认为，关税实际是一种扭曲，会对全球的经济秩序产生负面影响，像全球保护主义的抬头。新的美国政府认识到当前经济秩序如果持续下去会造成不稳定性，也会削减美元在全球货币中的地位，高关税政策由此而出。
詹尼·贝多斯也表示，现在“丛林法则”的抬头对现有的经济秩序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。从全球贸易角度看，高关税造成了成本上升、通胀高企，这是双输或者多输的结果。
“孤岛现象非常不好。”吴晓求也指出，高关税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，而且是非常落后的观念，会影响资本、货物、人才、科技的流动，部分采取高关税政策的国家正在背离这种经济学常识。所有经济活动、贸易活动都应是平等的，如今世界似乎正呈现一个以强凌弱的趋势，这非常不正常，也不理性。世界各国必须很好地遵守国际规则，而不是将一个国家的规则凌驾在国际规则之上，否则对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非发达国家尤为不公平。
吴晓求进一步指出，特朗普关税既破坏了欧美的关系，也不利于中美关系，即使是日美经贸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而回望过去20年，世界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贸易秩序和低成本关税。
戴璞也结合企业实践提到，当前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，很多国家开始对美国“去风险化”，相比两年前国际上热议的对中国“去风险化”，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转变。
中尾武彦认为，美国的移民政策、关税政策、减税政策等都不能长期持续，因为这些政策不仅给其他国家制造了麻烦，也会让美国经济自身陷入麻烦。他进一步提到，美国有大量产品需要依赖进口，希望相关政策会发生变化。
展望下一阶段，朱民认为，中美双方仍有对话的潜在可能，要追求最佳的目标，但依然要做好最坏的准备。
应对特朗普2.0：改变叙事模式
面对特朗普2.0时代的全球化低潮，欧洲国家会作何选择？中国又应该如何有效应对？
乔瓦尼·特里亚表示，欧洲现在被“夹在中间”，如果美国向欧洲征收关税，欧洲不能针尖对麦芒，采取报复性征收关税的措施，因为这会增加欧洲的成本，也会降低全球需求进而拖累全球经济增长。他认为，欧洲应该采取与美国相反的措施，即进一步开放市场来削减目前已经征收的关税，并在美国市场以外寻找更多的全球市场。
“我们要改变叙事的模式。”乔瓦尼·特里亚指出，存储美元会为美国创造有利条件。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正是美元的高价值造成的，这也意味着，在美元需求量较大、汇率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，纠正贸易不平衡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戴璞提到，欧洲现在已在逐步地恢复国内投资，短期也可能带来一些好处。“我不知道现在这些情况是不是会让美国再次伟大，但是这可能会让欧洲变得更好，也许不是再次伟大，但至少是有改善。”戴璞说，欧洲是在危机当中成长起来的，这次也可能因为变得进一步一体化而从新的秩序中受益。
作为发展中国家，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特朗普关税？朱民回忆说，2018年特朗普1.0阶段已有很多中国公司开始寻求出海，当时的“贸易战”中国做了很好的应对，如今，中国对美国仍保持贸易顺差但市场份额已经从21%降至15%，中国再次应对美国加征20%关税是非常有挑战的。
中尾武彦也提到，亚洲的增长在全球经济中是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一体化在背后起到重要作用，而中国在亚洲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典范。通过积极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举措，中国正在构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。但另一方面，中国和亚洲仍面临很多挑战，前者一个突出问题是投资过度进而供应过剩，接下来应该采取措施促进消费持续增长。
朱民从两方面提出建议：第一，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不确定性和短期冲击，这对市场信心非常重要。第二，推动消费驱动的经济结构改革。他表示，中国今年将财政赤字由3%提升至4%左右且要把更多钱花在人身上，这能够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者信心。他认为，中国消费尤其服务消费占GDP比重偏低，未来可以不断扩大这一潜在市场，这需要提升服务业生产率，因此中国在电信、医院、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开放非常重要。
关税影响猜想：AI会否改变游戏规则
展望未来十年，特朗普关税及其带来的影响将如何演绎？在这场讨论中，多位嘉宾提到了发展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。
詹尼·贝多斯认为，人工智能的出现，对经济的影响相比过往几轮工业化进程更大。AI技术出现的速度和国家部署的速度都会影响AI时代国家之间的差距。
戴璞认为，AI在各国产业界的应用会是一件改变游戏规则的事情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需要提升生产率以更好地应对关税影响。考虑到中国现在更依赖于亚洲区域内的供应链，他判断，高关税冲击全球秩序的最终结果是亚洲的互联互通越来越通畅，而且亚洲企业都将在这个区域内建立供应链。
朱民认为，中国在推进技术创新过程中把创新与生产力或制造业相结合，进而提升生产效率和制造率，这很重要。他以DeepSeek高光时刻举例称，DeepSeek不仅仅挑战了美国在人工智能创新方面领军者的地位，也带动了其他模型的大量涌现。作为完全开放的系统，DeepSeek可以让中国的制造业迈上一个新台阶，即高科技制造业，就可以避免通缩的情况。
伴随美国关税挑战、WTO“价值尺”发生变化等背景，关于是否要重新谈判中欧之间双边协定的讨论也在增多。 戴璞对此持赞同态度，并表示多边框架下的自由贸易仍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相互投资，关于如何把中国的生产率和技术优势带到欧洲，在一个合理的框架下双方可以做一些妥协。
吴晓求也认为，中美关系非常重要，二者无论是外交还是经贸领域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。与此同时，面对美国高关税可能带来的影响，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机遇，应该重视并积极拓展发展空间。
来源：博鳌亚洲论坛